达·芬奇的弟弟想复制哥哥
在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，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哪个因素更重要？1519 年，欧洲文艺复兴巨匠莱奥纳多·达·芬奇去世后不久，其同父异母的弟弟巴尔托洛梅奥做了一个试验，试图通过重建达·芬奇的生活环境“再造”一个天才。
达·芬奇是私生子，他的母亲卡泰丽纳是芬奇市的一位农家女。为此，比达·芬奇小45岁的巴尔托洛梅奥迁居到芬奇市，找了一个酷似卡泰丽纳的农家女结婚并生下一子，取名皮耶罗。据说，皮耶罗的长相很像达·芬奇，在成长过程中，他也始终被鼓励走达·芬奇的道路。试验最终似乎取得了成功，皮耶罗成了一名雕塑家，可惜英年早逝。《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》中记述的这段离奇的故事，生动地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人的遗传观念。
人类接受遗传观念的历史很早。早在原始社会，人们就注意到了生物体之间的代际遗传现象。对于遗传机制，希腊人有很多臆测和推断。在众多学说中，希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对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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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波克拉底被称为“西方医学之父”，他指出，人体每个器官或组织都能产生出特定的种子物质，通过体液运送到生殖器官，父母的种子物质相互混合就能产生出新的后代。因为种子物质来自身体不同部位，因此遗传也是相对应的，如果父母身体某一部位不健康，其后代某一部位也可能不健康。这解释了为什么秃顶的人会生出秃顶的后代，而蓝眼睛的人会生出蓝眼睛的后代。
亚里士多德认为，在遗传过程中，雄性的贡献远大于雌性：雌性只是提供材料，但雄性提供的是塑造材料成型的工具。在重视遗传因素的同时，亚里士多德也显现出了哲学家的一面，强调个体的作用。固然每个幼仔都具有它所从属的物种特性，但决定其最终成型的还是它的特殊个性。
总体上，古希腊人对于遗传的态度是科学而非神秘主义的，遗传是可以探讨、研究的对象。不过，从古罗马开始，遗传学逐渐与神学有了联系。古罗马人认为怀孕期间注视神像，会被神警告，生出有缺陷的婴儿。在西方，“怪物”一词就来自于拉丁语的“警告”。公元 5~15 世纪，欧洲中世纪神学占主导地位的时期，畸形儿被看作“恶魔之子”，是母亲和撒旦结合的产物。这些孩子出生后不久，就会和他们的母亲一起惨遭处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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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世纪后，欧洲的文艺复兴、宗教改革、科学革命相继兴起，希波克拉底等人的著作被重新翻译出版，人们开始重新以科学观点面对遗传学。在这种背景下，“再造达·芬奇”的试验也就应运而生了。这个试验中，生长环境与遗传因素被放在同等的位置，同时还注重日常的培养和鼓励。巴尔托洛梅奥或许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导，但该做法的合理性此后在林奈、达尔文、孟德尔等重要生物学家的研究中得到了部分证实。不过15 世纪起，大航海和海外殖民活动的频繁，使西方人见识到了世界不同地区此前难以想象的众多物种。因此，与之前相比，这一时期的生物学更多地关注遗传过程中的变异现象。
林奈(1707~1778年)是著名博物学家，他搜集大量植物标本，创立了“双命名法”，奠定了植物分类学的基础，获得“上帝创造，林奈分类”的赞誉。他注意到大量“变种”现象，认为地理、气候、栽培、营养和其他环境因素都可能改变遗传结果，造成变异。
100年后，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(1809~1882年)则认为，遗传远不如变异来得直接和重要。变异在任何时候都大量存在，并且可以被遗传下去。达尔文的理论解释了遗传的稳定性、变异的可能原因，但他无法解释个体变异和种群变异的差别。
19世纪60年代，这些遗传奥秘被奥地利天才生物学家孟德尔(1822~1884年)发现。孟德尔受过良好的自然科学训练，用科学方法对种群进行研究，实实在在地分析了成千上万的种子和植株，记录数据，寻找规律。通过著名的豌豆杂交实验，他创立了遗传因子(现代遗传学称基因)作为遗传单位的观念，以及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两大定律，揭示出生物遗传的基本规律。可以说，从孟德尔开始，生物遗传学才进入到一个崭新时代。▲, 百拇医药(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李恒俊)
达·芬奇是私生子，他的母亲卡泰丽纳是芬奇市的一位农家女。为此，比达·芬奇小45岁的巴尔托洛梅奥迁居到芬奇市，找了一个酷似卡泰丽纳的农家女结婚并生下一子，取名皮耶罗。据说，皮耶罗的长相很像达·芬奇，在成长过程中，他也始终被鼓励走达·芬奇的道路。试验最终似乎取得了成功，皮耶罗成了一名雕塑家，可惜英年早逝。《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》中记述的这段离奇的故事，生动地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人的遗传观念。
人类接受遗传观念的历史很早。早在原始社会，人们就注意到了生物体之间的代际遗传现象。对于遗传机制，希腊人有很多臆测和推断。在众多学说中，希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对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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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波克拉底被称为“西方医学之父”，他指出，人体每个器官或组织都能产生出特定的种子物质，通过体液运送到生殖器官，父母的种子物质相互混合就能产生出新的后代。因为种子物质来自身体不同部位，因此遗传也是相对应的，如果父母身体某一部位不健康，其后代某一部位也可能不健康。这解释了为什么秃顶的人会生出秃顶的后代，而蓝眼睛的人会生出蓝眼睛的后代。
亚里士多德认为，在遗传过程中，雄性的贡献远大于雌性：雌性只是提供材料，但雄性提供的是塑造材料成型的工具。在重视遗传因素的同时，亚里士多德也显现出了哲学家的一面，强调个体的作用。固然每个幼仔都具有它所从属的物种特性，但决定其最终成型的还是它的特殊个性。
总体上，古希腊人对于遗传的态度是科学而非神秘主义的，遗传是可以探讨、研究的对象。不过，从古罗马开始，遗传学逐渐与神学有了联系。古罗马人认为怀孕期间注视神像，会被神警告，生出有缺陷的婴儿。在西方，“怪物”一词就来自于拉丁语的“警告”。公元 5~15 世纪，欧洲中世纪神学占主导地位的时期，畸形儿被看作“恶魔之子”，是母亲和撒旦结合的产物。这些孩子出生后不久，就会和他们的母亲一起惨遭处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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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世纪后，欧洲的文艺复兴、宗教改革、科学革命相继兴起，希波克拉底等人的著作被重新翻译出版，人们开始重新以科学观点面对遗传学。在这种背景下，“再造达·芬奇”的试验也就应运而生了。这个试验中，生长环境与遗传因素被放在同等的位置，同时还注重日常的培养和鼓励。巴尔托洛梅奥或许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导，但该做法的合理性此后在林奈、达尔文、孟德尔等重要生物学家的研究中得到了部分证实。不过15 世纪起，大航海和海外殖民活动的频繁，使西方人见识到了世界不同地区此前难以想象的众多物种。因此，与之前相比，这一时期的生物学更多地关注遗传过程中的变异现象。
林奈(1707~1778年)是著名博物学家，他搜集大量植物标本，创立了“双命名法”，奠定了植物分类学的基础，获得“上帝创造，林奈分类”的赞誉。他注意到大量“变种”现象，认为地理、气候、栽培、营养和其他环境因素都可能改变遗传结果，造成变异。
100年后，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(1809~1882年)则认为，遗传远不如变异来得直接和重要。变异在任何时候都大量存在，并且可以被遗传下去。达尔文的理论解释了遗传的稳定性、变异的可能原因，但他无法解释个体变异和种群变异的差别。
19世纪60年代，这些遗传奥秘被奥地利天才生物学家孟德尔(1822~1884年)发现。孟德尔受过良好的自然科学训练，用科学方法对种群进行研究，实实在在地分析了成千上万的种子和植株，记录数据，寻找规律。通过著名的豌豆杂交实验，他创立了遗传因子(现代遗传学称基因)作为遗传单位的观念，以及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两大定律，揭示出生物遗传的基本规律。可以说，从孟德尔开始，生物遗传学才进入到一个崭新时代。▲, 百拇医药(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李恒俊)